漳州老人林和木的高考1965
他参加“文革”前最后一届高考,49年后,找到当年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与大家分享当年高考的那些事儿
录取通知书
1965年的英语准考证
东南网6月11日讯(海都记者 陈青松 戴江海 文/图) 松鼠石间追戏,琵琶挂满枝头,竹林背后摇曳生姿。昨天,在这幅意境恬淡的水墨画下,68岁的林和木,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蓝色布包,“给你们看看,我最近找到的宝贝”。
这是一封泛黄的信封。
里面包裹着的,是半世纪前,一个19岁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种子”——一张发黄的准考证,一纸盖着印章的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录取通知书。岁月悄然流逝,印章依然鲜红。那一年,林和木从漳州到南京,再到贵州,最后又回到原点。“现在,高考刚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1965年我们那辈人的高考经历,那是‘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
1965年7月
“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 3天6科考7场
偏分短发,剑眉大眼,身着黑色粗布外衣,胸前挂着校徽和团徽,朴素中透着一股子年轻人的蓬勃朝气,这是1965年林和木19岁的样子。
当时,他住在龙溪地区的步文镇步文村(现在的龙文区步文村),在漳州一中上学,读理科。
“一中校风淳朴,学生很自觉,基本不用老师督促。”林和木认为,读书学到的,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所以特别珍惜学习时光,“读书的时候,就认真读书;玩的时候,我就好好玩。”林和木的学习生活很规律,每天凌晨五六点起床、锻炼,白天学习,傍晚锻炼,晚上11点前肯定要睡觉,“所以,到了高考,我也没什么好特别紧张的”。
7月的10、11、12日高考3天,平均气温34℃、35℃,“非常热,3天要考完6科7场”。考场上,林和木用手摸一把汗,甩掉,赶紧在衣服上擦干,继续答题。6科怎么会考7场呢?林和木笑着解释,当时语文考试常识、写作分开考,第一天考常识,最后一天考写作,所以多出一场考试。
1965年8月
正帮家里干农活 突然收到录取通知书
这场考试,改变了林和木的生活轨迹。
1965年,8月6日下午3点,林和木正在帮家里干农活,“当时正挑大粪下田,满身臭味,邮局的投递员找到了我,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林和木赶紧跳到附近的池塘,洗一下,然后签名收信。
当年,高考生要自己写信封,然后自贴邮票再上交学校。学校最后转交给当地招生办,以便录取后通知书能正确送达。看着自己亲手写的信封,林和木知道被大学录取了,“当时不通知考试分数,只通知有没有考上,收到信那就是考上了。”
寄来的,是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拿到通知书,他平静地告诉了家人,“当时我们这一代人,考上就读书,考不上也不要紧,回来可以找份工作,实在不行,回家种田。”
大学毕业后,林和木被分配到贵州工作,一干十年,最后回到漳州。
录取通知书
1965年的英语准考证
后记
说三件小事 致消逝的高考年代
岁月如梭,转眼5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小伙,现在成了年近古稀的老者。
前几天,林和木翻出当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大学录取通知书,思绪万千。关于那场考试,他有很多感恩的话想说。
感恩朴实父母:
“再苦再累,他们也会供我读完书”
“我是农村人,家境不好,当时都在赚工分,少了一个人,就等于给家里添加了2份负担。”林和木想过退学,当时和他一个班的同学有41人,到毕业,全班仅剩28人,几乎都是退学回家务农,“我要谢谢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鼓励我,再苦再累,也会供我读完书”。
感恩班主任:
高考时张老师借出手表,生平第一次戴
“你知道吗?我生平第一次戴手表,就是高考那3天。”林和木说,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手表,就为考试怎么分配时间发愁。班主任张世涛老师看到,考试前脱下手表,交给了林和木,“这一份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每回想起,我都很感动,谢谢我的老师。”
感念特殊的“福利”:
高考前一个月,教育部门补贴生活费
还有一件小事,林和木也感念不已,在那个生活物质匮乏的年代,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学生们体质都很弱,“没有吃的,饿肚子的滋味,你们没尝过”。在高考前一个月,教育部门特意拨了一笔经费,给参考的学生,每人补贴生活费3元,增加营养。3元钱平摊到每顿,不过5分钱,“别小看5分钱,当时1斤猪肉才四五毛,5分钱就能买一两肉了,菜的油水就多了很多。”
如今,林和木退休在家。
这几天,看到报纸上报道,老林觉得,“家长们把高考看得太过了,只不过是孩子未来的路,多了一个选择而已。”他自己参加高考,他的孩子参加高考,都是自己去,自己回来,“所以,对高考完的学生,我想说,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一场考试,无法决定人的一辈子,你的前面有很多选择。”
于己,他说,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平平淡淡。但他对得起那场考试,对得起那纸录取通知书,过得很坦然、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