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男子误入传销骗亲朋 父亲千里寻儿盼其走出迷途

东南网10月21日讯（海峡都市报记者 陈青松 朱加良 见习记者 吴芳/文 杨清竹 白志强 戴江海/图）这是一个信息发达的年代，却仍有人愿意相信“关起门来的成功”。

9月末的中午，漳州动车站，王怀信提着儿子王通的行李，拽他登上返回宁波的火车。王通低着头，一声不吭。

王怀信解救儿子的路，一条在脚下，他幸运地走完了；还有一条路在心里——在传销组织中当过了“骨干”，尝到了“尊严”的儿子，将如何面对真实世界里“平凡”的人生，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还有很多人，与他一样，在洗脑机制的作用下，相信传销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并试图把自己亲密的恋人、同学、表姐妹都拉进来一起“成功”。

本期《深读周刊》，我们关注的是一段千里寻亲背后的故事。这段故事中最让人心寒的细节是，面对解救，被解救者拒绝走出来。来自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的数据显示，近3年来，该站每年要救助警方移送的近800名传销被骗人员返家，但其中，大部分人只选择领取资助金后离开，而拒绝了“回家的车票”。

一个现实的背景是，很多底层人士，上升通道越来越逼仄，可以改变命运的正途选择不多，或走起来太过艰难。于是他们变得投机，不惜铤而走险，这也是传销队伍里，甚至不乏高学历青年参与的原因。

为底层人士树立自信，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这需要全社会付出艰苦的努力，要推动社会环境更公平正义、社区生活温暖有活力。当更多人拥有安全感，获得尊严，产生归属感，传销组织的诡辩、蛊惑才会无机可乘，更多人才能真正从心理上走出人生的迷途。

实录

父亲的路和女孩的梦

王怀信等几位父亲的寻亲路。摄于芗城区公安分局

一名传销组织成员用手机记录下了“领导”开庆祝宴鼓励新成员的场面

站在漳州街头，河南汉子王怀信有点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哪个是儿子的背影?

两个多月来，王怀信就做了一件事：两下漳州，寻找自己21岁的儿子。

儿子并没失踪，偶尔打电话都能联系上。可是，似乎在得知父亲来漳后，他就不再接电话了。

王怀信心知儿子进了传销。并且，儿子的未婚妻、未婚妻的同学、同学的表妹，都被拉过来了。

就这样，在夏天的漳州，四个父亲啃馒头、睡公园、压马路找着孩子。与此同时，四个小年轻们，正分别在城市角落的传销窝点里，做着“改变家族命运”的美梦。

甚至，在警方终于解救了他们时，面对憔悴的父亲，他们却念着那个“家”的好。

那个“家”是控制精神的魔窟，还是走向成功的炼狱?他们为什么不愿回家?

“完了，儿子肯定被传销骗了!”

儿女们的异样

王怀信，河南商丘人，在浙江宁波开集装箱车。一年前，儿子王通应朋友之邀，独自到漳州漳浦“闯荡”。这一去，儿子似乎干劲十足，连春节也没回家，跟家人只偶尔打打电话。

王通在老家订了亲事，女友叫王萌萌。今年7月，王怀信接到萌萌父亲王义峰的电话，说王通叫萌萌也去漳州打工了，萌萌又叫上了老家的女同学朱晓曼，而那个女同学又介绍了她17岁的表妹刘珍珍过去。

糟糕的是，刘珍珍近日给同学发QQ，说自己可能进传销了，让爸爸来救她。

“完了，儿子肯定是被传销骗了!”王怀信常年跑车，见多识广，一下子就想到这层。

他赶紧联系上其他3个孩子的父亲王义峰、朱运赞、刘建民，商量一起南下找孩子。手里的活儿都得停下。

王怀信心里是很愧疚的。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拉了那么多老乡，是“罪魁祸首”。

7月15日，在浙江温岭，王怀信开上私家车，与坐火车抵达的另外3位父亲会合。小车直奔漳州。

不着急的父亲

从温岭到漳州，十几小时的车程。令人意外的是，车上的气氛并不沉重，甚至没有那么焦虑。

“我亲家刚从传销窝点出来，他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王怀信对准亲家王义峰颇有微词。王义峰曾进入传销组织，交了69800元，投资了一个名为“1040阳光工程”的项目。“一分钱没赚到出来，但他还是相信，这个行业能赚钱。”

王义峰热情地介绍，传销没那么可怕，他就刚刚从传销组织出来，还希望大家一起加入这个“行业”。

对此，朱、刘2人保持沉默，王怀信则根本不信。

“大伙心不齐，我们一路过来，心里也没多少底”，王怀信心里暗叹。

车上，王义峰给女儿打了个电话，不小心说漏嘴，透露自己来了漳州。

7月16日，漳州到了。孩子们应该就在这座城市。

可是怎么找呢?

他们先来到漳浦绥安镇，想找王通工作的“漳州海威电子厂(音)”，竟然无此厂。

再拨电话、发短信、QQ、微信，4个人都联系不上了。

太奇怪了，此前电话还是能通的。父亲们因为怕传销组织记住他们的号码，特意用软件拨电话，让那边看不到来电号码。怎么突然都失联了呢?

“你男朋友怎么可能骗你?他是教你赚钱。”

未婚夫的邀约

如果不是刘珍珍的求救消息，父亲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正陷进一个被编织的“美梦”。

王萌萌是王通的未婚妻。2011年，两人定亲后，分别在苏州和宁波打工，平时见面机会不多，主要电话联系。

去年10月，王通忽然告诉萌萌，他要独自到漳州“发展事业”。

5个月后，王通跟萌萌说“长期分开，感情会变淡”，他在电话里关心地劝说，做流水线太累，不如换个环境，“现在有个仓库管理工作，一个月轻轻松松拿四五千”。又有好工作又有男友陪，萌萌心动了，辞了工，只身前往。

抵达漳州已经是晚上7点多，王通和另一男子来接站。王通体贴地接过行李，还提醒萌萌给家里打电话报个平安。三人坐车来到芗城区一老旧小区的出租套房。

热情的室友们

萌萌刚进门，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妹子，你来啦!”七八个年轻人迎上来，一一和她握手，对她表示欢迎。一个女生还端来热水给她。

萌萌心生疑虑，这些陌生人为何这么热情?她迅速朝里瞥了一眼，这是两室一厅的套房，客厅很简陋。

她随后被告知，仓库的岗位没有了，“这里有更轻松更赚钱的行业”。而王通变得冷淡，不跟她说话。

见萌萌郁闷，刚才倒水的女孩开导她，骗也有善意的骗，“你想想你男朋友怎么可能骗你?他叫你来，只是告诉你一个赚钱的方法。”

过了一会儿，客厅里挂出黑板，一个小伙站出来，开始讲话。

这下萌萌害怕了。她想起一个做过传销的亲戚提到过，这是要上课。自己可能被王通骗来做传销了。

“我们是与天津天狮生物发展有限公司合作，何为合作?也就是合得来就做，合不来就不做”。小伙滔滔不绝，告诉“新人”萌萌，如果几天后合不来可以走。

于是，萌萌开始半被迫半好奇地熟悉这里的生活。他们把这间出租房叫做“家”，“家”里有个“老大”，其他的都是“兄弟姐妹”。

严格的大家庭

“家”的生活很规律，是准军事化管理，早上7点起床唱歌、洗漱、煮面条，8点前吃完饭，开始洗碗和“坐寝”(指成员互相谈心，解答困惑)。9点洗衣服、打扫卫生。9点半到10点半上课，上完开始做午饭。午休后，“坐寝”1个小时，下午4点再上一节课，之后做晚饭。饭菜都是米饭配茄子、包菜等，少见荤腥。

萌萌外出时，会有至少2位“兄弟姐妹”跟随，“他们说，怕我走丢或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

这样过了4天，萌萌心思稍稍安定了。可王通却要离开了。

王通级别已经很高，专门负责“放羊”(即放哨)，在附近守着，看有没有民警。有时他也会负责出门买菜，“都是买那些白菜、萝卜、茄子之类的，便宜就买一大堆。”长期营养不良，这个大小伙想吃肉，就趁买菜时偷溜进小餐馆，点盘荤菜，喝瓶啤酒。

萌萌对王通要走感到难过，但“老大”告诉她，在“家”里，情侣和夫妻不得同居，“干行业，一心二用成不了大事，你还在艰苦创业阶段，谈情说爱只能浪费时间”。王通也劝她，他去别家认识新朋友，对成功更有帮助。

姐妹们也纷纷安慰萌萌，她慢慢也就淡忘了。

“我在这过得挺好，朋友都挺照顾我的。”每次爸妈打电话过来，她就这样应付几句，然后以上班忙为由挂掉电话。

“你现在跟爸爸回家，半途而废，什么都得不到。”

为了更快升职

“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萌萌慢慢懂得赚钱方法：投入2800元，购买“公司”一套“产品”，就能成为业务员，两年后可获得11.9万元高额回报。多投资还能缩短成功时间，发展下线也可以代替投资。

萌萌做起了梦，“我想快点成功，那样妈妈的心脏病就有治了，爸爸也不用上工地干活，还可以帮哥哥姐姐一把”。

她先买下一套“产品”入行，之后又掏出辛苦打工攒下的5600元买了两套，进阶“业务代表”。

“升职”让萌萌更加相信，自己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开始想“邀约”熟人。

“把别人带进来，她不理解，会不会恨我?”萌萌有些顾虑。

“当初王通把你叫过来，难道不是为你好?给你一次走向成功的机会!”“老大”开导她。

萌萌想，自己只是介绍一个赚钱的行业而已，做不做在于他们，“这样想，心理负担减轻了不少。”

她列出3个朋友，其中包括老同学朱晓曼。刚开始不会聊，同屋的姐妹们帮她聊了几晚，可没什么进展。

萌萌又想，晓曼快结婚了，不太适合干这行业。

正想放弃时，晓曼发来一条短信，“你那工作怎么样，到底行不行啊?”

“一个月四五千，你那么聪明肯定干得比我好。”知道晓曼没工作，萌萌用高收入诱惑她。

晓曼果然来了。萌萌为此受到很多夸赞，“这么快就来了新朋友。”

狠心才能成功

进阶后的萌萌拿回了手机，活动也自由多了。想上街买点零食、逛逛公园，就向主任要钱，每次都能拿到几十块。平日在“家”，上课、聊天、打牌、游戏，十分自在，“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鼓励，生活也很幸福!”

7月份，爸爸王义峰打来电话时，说漏了嘴，告诉女儿自己来漳州了。这让萌萌有点不知所措。

“你现在跟爸爸回家，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半途而废，能给父母什么?想成功，就要学会狠心!”“老大”对她说。

是啊，已经投入那么多，怎么能半途而废?萌萌咬咬牙，狠下心，自己拔掉了手机卡，想让爸爸找不到后，知难而退。

这一“狠心”，一失联，可苦了父亲们。

压马路式搜索

炎热的夏天，陌生的街道，难懂的方言，4个人两眼一抹黑。

“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就满大街瞎逛。”父亲们启动了“地毯式搜索”。

他们啃馒头就白开水，像机器一样，天亮开始压马路。大街、小巷，一条条搜过去。累了就坐着歇歇，夜深了，走到哪个公园就睡在哪个公园。

很多次，像电视剧里的情节一样，王怀信看到前方有熟悉的背影，欣喜若狂地冲上去拉住。可等对方回头，却是陌生人。回过神来的王怀信只能连连道歉。“像坐过山车一样，这感觉太折磨人!”他这样比喻自己的心情。

如此机械的寻找又笨拙又低效。他们想到了报警，于是到漳州市区新桥、巷口、通北等多个派出所求助。可警方均告知无法立案调查，难以动用技侦手段帮忙寻人。

8月中旬，钱花光了，体力也跟不上了，王怀信他们虽不甘心，也只能先回家休整，“没方向，有劲儿使不出，心太累了!”

“我觉得里面挺好的，互相鼓励，很温馨。”

寻子寻出规律

回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没找到孩子，父亲们遭到家人埋怨，“心里难受得不得了，说好要带回来的，老婆当场掉了眼泪”。

这期间，王萌萌晒在QQ空间的几张新照片，引起了大伙的注意——几张照片的拍摄背景，都是漳州市区的几个公园。

孩子们还在漳州!

王怀信欣喜之余，开始查阅大量相关的资料。9月12日，他们决定再次南下，“这次我们都表决心了，找不到，不回去!”

第二次寻找的确更有针对性了。“看新闻，知道传销窝点主要在一些老旧小区顶层出租房，以及城乡接合部的出租房”。

搜街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规律：传销窝点的窗户，都用报纸等糊得严严实实;阳台晒了很多衣服;常有三三两两的陌生人来小区串门;房间里传出鼓掌声、上课声等。而且，传销人员外出时极少说话，眼神呆呆的。

9月20日，在芗城区康山村，王怀信确定自己发现了一个传销窝点。他随后报警。

警方赶来，果然端掉了一个窝点，解救了60多名传销人员。可是，王通等4人并不在其中。

失望之余，父亲们给自己鼓劲，“我们感觉到了，他们就在漳州，我们肯定会找到他们的。”

父子终于团圆

王怀信等4人两个多月的寻亲经历，也引起了漳州警方的重视。9月下旬，经过前期大量摸排工作，芗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确定，王通4人均在漳州，并锁定其中2人的行踪。

9月25日晚8时许，警方发现王萌萌出现在市区江滨公园。

“终于有准信了!”4人心头狂喜，平时舍不得花钱的他们赶紧打的过去。

谁知，花了近1个小时把公园仔仔细细走了个遍，没找到人。“后来民警说，她可能发觉了，跑掉了。”

这次“擦肩而过”让父亲们觉得，孩子越来越近了。此时，经办民警也确定，王通4人均在不同的传销窝点，且已有一定的级别和人身自由。

9月26日，王萌萌在大街上被芗城警方发现并解救。这一天早些时候，朱晓曼和刘珍珍也先后被解救。27日，迫于警方及家长的压力，王通也被传销人员放了出来。

“瘦了，瘦了不少!”抓着儿子的手，王怀信吁出一口气。

不甘心的眼泪

见到萌萌，心疼不已的王义峰质问她，为何不跟家里联系，还告诉她，妈妈因为这事都生病了。

而萌萌见到一脸憔悴的父亲，也哭了。可她更觉得委屈，“我也是想改变家里的生活!”

刘珍珍和朱晓曼也对传销窝点念念不忘，“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像一家人，在一起，互相鼓励，很温馨。”听到这话，刘建民眉头直皱。朱晓曼还不时询问记者，“你觉得，这个能赚钱吗?”

经民警一番劝说后，萌萌才总算对传销有了点怀疑。4个孩子中，她投入的钱最多，她自己扳着指头算了算，到被解救出来时，总共得到的提成还不到900元。“老是告诉我们有钱赚、坚持下去前途一片光明啊，可就是没拿到手”。

回河南老家后，萌萌的家人没有让她工作。她帮着父母下田地秋收。

然而，不甘心，仍写在她临行时的目光里。

同样不甘心的还有王通。王怀信打算让儿子回宁波先休养一段，再去找份正当工作。可9月28日上午上动车前，王怀信偷偷告诉海都记者，儿子前晚告诉他，有个朋友在西安做传销，他还想去，“这小子，还没转过弯来。”

观察

“反洗脑”需要正能量

芗城区公安分局，传销受害者及家属合影留念，他们将离开漳州开始新的生活

历年“打传”的经验告诉我们，传销很难终结。

1998年，国务院10号文件全面禁止传销。十几年来，国家各有关部门大力打击，媒体对其危害性大力宣传，传销却屡打不绝：今日之传销队伍尤其不乏大学生等高学历青年人群;许多受害者拒绝甚至抵触千里迢迢来解救他们的亲人和执法人员，认为毁了他们的光明前程。如此荒谬的心理，令人困惑：传销何以有如此魔力?

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的数据显示，近3年来，该站每年要救助警方移送的近800名传销被骗人员返家，但其中，大部分人只选择领取资助金，而拒绝了“回家的车票”。

近年来，针对不断进化、升级的传销活动，国内一些“反传销协会”、“传销康复中心”等公益组织积极介入，许多曾经的传销受害者主动现身说法。一个基本答案就是，传销的魔力，在于它不仅是一种骗术，一个“非法集资、携款潜逃”的骗局;它更是一种精巧、严密的洗脑术，通过“提自信”、“提激情”、“家庭温暖”等一整套的心理操控术，为底层人群构筑了一个心灵乌托邦。

一个父亲的疑问

回家近1个月，王怀信没让王通上班，在家休养。

“这几天，亲朋好友来家里，都会跟他交流，他已经认识到，传销就是骗人。”昨天下午，王怀信从宁波致电海都记者，儿子总算回归正常生活了。但是，回家以来，一直有个疙瘩，让他难以解开。

王怀信说，他从儿子口中了解到，儿子的对象王萌萌，此前呆的窝点曾被派出所“扫荡”过，负责上课的王萌萌曾被警察抓获，后来被释放，“可她从派出所出来后，竟然又回去传销窝点了”。王怀信设想，如果当初警方在抓获传销人员时，有登记记录，并可查询，那么，他们的寻亲之路，可能会简单得多。

“还有，最近，好些个河南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问我是怎么来漳州找到的小孩?”王怀信说，这些父母的孩子，都曾跟王通在一个传销组织，“搞不懂，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跑去搞传销?”

被解救≠回家

来自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的数据印证了王怀信的说法。

“一个月平均资助六七十人，主要看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打击严了，我们这儿资助的传销对象就多。”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郑清顺说，最多时，救助站一个月资助的传销被解救人员多达上百人，会有一些熟面孔。“两种办法资助，一种是我们帮他们买回家的车票，另一种是直接给现金，几十元不等。大部分被解救人员都会选择领取现金，自行离开。”

国内一名反传销人士“风清扬”介绍，大部分被警方解救的传销骨干人员，因为追踪管理的空缺，都会选择重返传销组织，“我曾陷入传销2年，被警察抓获、遣散不下30次。但没有惩罚，每次我又很快重回‘组织’的怀抱，那时候真觉得，公安是保护我们的”。

颠倒黑白的“洗脑术”

“风清扬”所谓“公安是保护我们的”的说法，是传销组织的“洗脑术”中的经典说辞。

十余年来，国家对传销大力打击，媒体猛烈揭批，这些事实显然与传销团伙所说的“国家支持”相矛盾。但这种矛盾却并未给他们造成多少障碍，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行骗的借口：比如，传销是中国民族经济崛起的希望，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给穷人的一次翻身的机会，但WTO不允许中国搞，中国为了钻WTO的空子，就“暗中”支持，公开大张旗鼓的打击是“做做样子给外国人看”;而有关部门的打击、媒体的报道，其实是国家对这个行业的“宏观调控”。

而在“打传”行动中，抓到的大多都是下层人员，传销的受害者，达不到犯罪的程度，一般在说服教育几小时后就被放了。这恰巧成为他们坚信“国家支持，宏观调控”的铁证：“如果我们真犯了法，为什么不抓我们去坐牢?这不是宏观调控又是什么?”这样，他们很快又回到“传销第一线”。

对“尊严与归属感”的迷恋

除了为传销的合法性寻找“铁证”外，传销组织还通过“提自信”、“提激情”等一整套心理操控术感染成员。绝大多数传销者入伙后精神面貌会“焕然一新”，觉得今是而昨非，人生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湖北青年王浩根据自己半年多的传销经历，写成《传销洗脑实录》一书，里面记录了某传销者的肺腑之言：“以前的我是个结巴……很多人看不起我……在社会底层，我过得很难受。可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找回了自信。只有在这里，我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他们主动把讲故事、讲课的机会给了我，让我得到了锻炼……”

传销团伙中严明的纪律、高强度的励志操练，使挫败感很重的底层人群一时斗志昂扬、精神焕发。团伙的组织管理也相当“人性化”。通常每一套房子住十几个成员，组成“家庭”，成员之间倡导热情待人，感恩敬业，杜绝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等一切坏毛病。

有传销组织号称有18种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帮人”。在这种氛围中，社会上饱受欺凌的弱势群体极易找到“尊重感、归属感”。

“反洗脑”需要正能量

“洗脑，就是激发当事人亢奋激动的情绪，来抑制理性思维，削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正确判断。”闽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学科负责人、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曾天德教授分析说，传销洗脑抓住当事人对金钱、自我成功的强烈渴望和对社会改革的一些不公平现象的愤懑，引起的当事人心理失衡。

“传销洗脑的后遗症十分可怕，它还会影响人的理性判断。”曾天德指出，有些被骗者即使回家后，还是很容易对真实社会、环境产生不适应感，产生自卑、自大、自闭等心理。

被解救者回归家庭后，如何帮助他们“反洗脑”?曾天德建议，家人、朋友不要因当事人钱财被骗而去讥笑、冷落他们，要给当事人一个温暖的环境，关心、正面引导当事人，不要盲目地去相信那些一夜暴富的谣言、谎言，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家人、朋友要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健康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通过参加正能量的社会活动，恢复他们思维里的理性判断和社会道德价值观念”。

清除“传销”寄生的土壤

“只要有人在组织传销，就有人会不断加入进来。”采访中，福建警察学院教授张昌荣指出，如果传销的寄生“土壤”不清除，光靠现行运动式的“打传”，不可能起到好的作用。

张昌荣说，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加强社会面管控，是一项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综合性工作，“政府要统筹协调，加强对外来打工、经商人员的综合管理”。

今年，漳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曾就非法传销犯罪活动进行调研。一名参与调研的民警认为，就目前传销犯罪的现实危害性，在法律立法层面，对现有的“组织领导传销罪”，要根据新形势，降低追诉标准，可分类制定不同层次组织领导者的定性标准及处罚办法，“要提高犯罪成本，让其不敢轻易犯罪。通过法律的严惩，让他们不敢再重新回去”。

另外，坊间有一个呼声是，公安部门可建立一个全国打击非法传销的数据信息平台，将抓获的传销组织者、骨干分子登记造册，建立传销人员“黑名单”，“在这个平台，很容易就可以查询，全国哪个地区，是传销输出的热点区域，要加强宣传、引导”。列入“黑名单”的传销人员，户籍地政府部门可通过调查回访，促进其合法就业，树立正常的世界观，使其彻底远离传销。

文中部分内容来自《传销，为何在中国屡禁不绝》(湘潭大学教师 孙乐涛)

（编辑：王芳 刘琼宇 视觉：肖美瑞 叶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