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本次北京APEC会议期间,领导人女配偶身穿的“新中装”吸引了不少眼球,由于其面料工艺为“漳缎”,“漳缎”的前世今生,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引起各界关注。本网今日特刊发一组稿件,尽管其中观点不一,但可以帮助大家多角度了解漳绒与“漳缎”的关系,“漳缎”与漳州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提醒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视。
观点一》》》漳缎由漳绒改良而来
“漳缎”为何物?缘何取名为“漳”缎?不少专家指出漳缎是由漳绒改良而来。

收藏于苏州丝绸博物馆的漳缎织机。(资料图片)
苏州丝绸博物馆有关专家学者对此有相对深入的研究,其中,学者张国华在有关论述中指出:“漳绒就是由漳州的丝织匠人以元代著名的‘丝绵里’为基础发展而成,也因故而得名,据《漳州府志》记载,天鹅绒(即漳绒),本出外国,今漳人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成割之,机制云蒸,殆夺云巧……。”学者聂开伟论述:“明末清初,漳绒的织造技术自漳州传入苏州地区,并经改进质量织造漳缎,到康熙初年而大盛。”
漳缎是由漳绒改良而来的观点,漳州不少文史专家表示认同。据漳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郑来发介绍,明万历到明末期间,漳州是中国绒织物的主产地,在明代的史料记载中,漳绒叫天鹅绒,“漳绒”的名称是到清代中晚期才正式出现,其中的“漳”字即指福建漳州。郑来发说,明末,漳绒技艺传到南京和苏州,明末清初,苏州的纺织艺人把漳绒改进为漳缎,采用漳绒的织造方法,按照云锦的花纹图案,制成缎地绒花织物。
闽南师范大学郑镛教授也指出,“漳缎”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漳绒技术传到苏州后经过改良形成漳缎,保留原名中的“漳”字。一是当时由漳州港出洋,名扬海外,因此叫漳缎。
史料记载,清代内忧外患,漳绒的生产没有得到重视,不少老艺人相继去世,漳绒技艺几近失传。太平天国期间,漳州一位老艺人迁居南京,才将漳绒织造技艺传到南京,才有了后来的漳缎。从2008年底到2012年6月,苏州漳缎的传承人王晨和她的团队寻访老艺人、收集资料,涉足漳州、福州、丹阳等地,到过北京故宫,确认了漳缎源于漳州的天鹅绒,全方位揭开了漳缎织造技艺的工艺原理。(记者冯思佳)
观点二》》》漳缎的确产生于漳州
“漳绣和漳缎两者是分不开的,传统的漳绣就是以漳缎为底布。”作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漳绣的传承人,陈钟辉并不认可漳缎织造技术是苏州工艺的说法,他认为漳缎与漳绣一样,都是漳州土生土长的传统工艺。
“漳缎的确产生于漳州,只是建国后这种工艺因为各种原因在我们本地渐渐失传了。”陈钟辉说,他小时候漳缎还是很常见的,当时漳缎会被作为一样重要的礼物出现在婚丧礼庆一类的社会活动中。陈钟辉介绍道,漳缎的织造技艺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陈元光父子入漳后,随着中原百姓的大量涌入,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也被带到漳州,随后通过漳州工匠的不断改进,才有了后来漳缎的出现。
民俗专家郑惠聪认为,漳州本地漳缎生产于14世纪左右开始兴起。当时正值明朝初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不论是皇家还是民间对纺织品的需求都大大增加,而此时漳缎则凭借其精致华美的质地在诸多漳州本地织品中脱颖而出。到了明中期漳州月港兴起后,商人们为了获利,将原本作为贡品严禁民间使用的漳缎通过海上贸易行销至海外,从而也带动了本地一批染坊和布庄的兴起。随着明末漳州漳绒、漳缎的热销,江浙等地的匠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南下学艺,同时也有一批漳州纺织师傅受聘北上传艺,如此一来漳缎的织造技巧便逐渐传入了苏州、杭州等地。
到了清代,漳州本地的漳缎生产开始走向衰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清朝在东南沿海的海禁政策。海禁使得漳州本地绸缎最重要的外销通道被截断,需求的减少也带来了漳缎产量的减少。但即便如此,这项工艺并未因此消失,直到民国时期漳州地区漳缎的织造仍旧存在着。“这项工艺的真正消失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的事情。”陈钟辉说,当时工匠们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很少有人愿意制作漳缎了,而到“文革”之后,漳缎的制作也开始逐渐消失。
据郑惠聪介绍,漳缎的织造过程十分复杂,要经过5~7道工序,从选料、漂洗、磨光、染晒乃至边幅修整都有极为严格的要求,而也正因如此漳缎才会有柔软舒适、熠熠生辉的质感。“现在我们要复活漳缎的制作工艺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年代相隔太久了。”郑惠聪说,他很多年前曾试着寻访一些过去制作漳缎的老师傅,但这些老人年纪最大的已近百岁,言语表达上都有困难,根本无法透露一些关于漳缎工艺的事情。(记者林诚毅)
观点三》》》“漳绒”或包括“漳缎”
在《明代起绒织物探讨》一文,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工程博士阙碧芬认为:“明代绒织物以滨海的漳州起家,漳绒、漳缎是相当负有盛名,漳绒与漳缎几乎就是起绒织物的代名词,前者是素绒或素剪绒;而后者是提花绒。”可见,在明代发达的丝绸生产技术下,业者努力学习纺制,尤其是漳泉匠人最先接触该新技术,也学得很快,到了明末已经会织造素绒和提花绒织物。
提花绒工艺滥觞漳州
由于是新技术,漳人一开始织造素绒和提花绒织物,产品品质难免不稳定。光绪三年(1877)芝山书院刻本《漳州府志》第三十九卷“物产·帛之属”保留了当时情况的简要记录:“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人以绒织之,虽工巧,然易沾飞尘。”“缎,花素俱有,然易裂,不甚耐穿”。其口吻与《天工开物》“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顷刻集灰,衣领之间移日损坏。今华夷皆贱之,将来为弃物,织法可不传云。”如出一辙,与宋应星对“倭缎”技术不成熟的观点刚好吻合。这足以证明当时漳人已会织造素绒和提花绒织物。
文献里未提“漳缎”、“漳绒”的字眼。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但凡工艺诞生起初发展阶段,人们一般不可能严谨地区分工艺及风格。当时更不可能有清晰的产权保护意识,将工艺注册名为“漳缎”、“漳绒”。但提花绒工艺滥觞自漳州则是实情。
“漳绒”或包括“漳缎”
随着丝绸贸易的发展,地区间的技术交流往往在不经意间发生。绒类织物工艺从漳州传入江浙地区。
在《试探漳绒、漳缎、天鹅绒之渊源与区别》一文,苏州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张国华指出:“以漳绒为基础,在明末清初先后出现了‘刻花’的天鹅绒和‘织花’的漳缎,这三者关系密切,有的地方在同一时期都有生产,因此有时书中将它们混为一谈,统以‘漳绒’称之。”
一些专家推测,名词“漳缎”、“漳绒”之所以带“漳”字头,应是江浙纺织艺人学艺时出于对该工艺的尊重,特以“漳”字来标明工艺的产源。在当时,江浙纺织艺人往往将这些绒类织物统称“漳绒”,也就是说,所谓的“漳绒”是个大概念,其工艺里可能包括了“漳缎”的工艺。
苏州“漳缎”织造工艺类似漳州生产的“提花绒”
苏州丝绸博物馆研究人员通常认为,漳缎是苏州的丝织高手结合了漳绒和云锦的织造原理,按漳绒的织造方法,结合云锦的花纹图案,应用束综提花织机的提花技术,创新出的一种既是贡缎地子,又起绒花,风格独特的丝绒产品。其实,这里所谓的“漳缎”如称“苏州漳缎”更准确。
在苏州,传统漳缎如何织造?在凤凰卫视纪录片《华美漳缎温暖岁月的襟怀》里描述到,织造必须有两个人同步进行。坐在高架上的提花师傅按照花本程序提起绒经线,使坐在地坑下的织绒师傅不用看纹样也可以一梭梭地织出图案。织造时每织四根纬线后,织入一根起绒细钢丝,织到一定长度时,用特制刀具沿钢丝顶部剖割,这样钢丝脱离后竖立的毛绒就清晰地显示在缎面上了。长期以来,用钢丝杆起绒,以及剖割划绒的复杂技艺,至今无法用机械代替,所以它堪称我国古代纺织工程机械的高科技。
1911年生于漳州的陈郑煊先生后来著有《漳州旧事杂忆》。书里收入一篇《漳州名贵的丝绒》,据老人回忆:“漳绒的品种分为平面绒和提花绒两种。提花绒的织造比较复杂,需要由两人操作:一个织绒、割绒;另一个提花。”从这描述看,民国时期漳州生产“漳绒”的提花绒,其工艺和苏州“漳缎”织造工艺很类似。
在漳州,漳缎工艺未命名为“漳缎”,而归入“漳绒”
从文献看,直到民国时期,漳州本土似仍无“漳缎”用语,而已有了“漳绒”的称法。一些专家推测,“漳缎”工艺在漳州是早已有之,只是未具体命名为“漳缎”而已,而归入了“漳绒”的大概念里并名为“提花绒”。
参照苏州“漳缎”和民国时期漳州生产提花绒的织造工艺,可以看出苏州的“漳缎”和漳州的“漳缎”是有渊源的。只是苏州丝绸业发达,结合云锦的花纹图案生产出的“漳缎”更精美,以致深得清代康熙皇帝赞赏,命令苏州织造局发银督造,大量定货,并规定所督造的漳缎不得私自售出,违者治罪。一时间,宫廷贵族及文武百官服饰皆用漳缎缝制。“漳缎”渐渐成了特有名词。 ⊙记者 黄舒哲整理
漳州古代蚕桑业兴盛
漳州古代纺织业发达,织品甚至远销至海外。漳州民俗专家郑惠聪认为,本土纺织业的发达乃至漳绒、漳缎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漳州地区桑树的成规模种植和养蚕业的发展。
郑惠聪说,蚕桑业的兴盛从一些古代地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他举例道,在宋代,今天漳浦马口一带有一处“木棉铺” ,而之所以能称为“铺”便是因为当地遍植桑木,养蚕贩丝,从而形成了一处交易布匹的集市。
《漳州府志》第38卷《民风》中记载道:“漳属,古所谓善蚕之乡也,岁五蚕,吴越不能及。盖其地旷可桑,民寡而地沃,桑故蚕功。”也就是说,古代漳州因为地广人稀,所以适合桑树的成规模种植,而本地一年又可养五次蚕,这是吴越地区所没有的条件。
漳州凭借自身的地理和气候优势,使得桑树得以大规模种植,种桑养蚕成为古代漳州普遍的风气。
在历朝历代漳州人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见识到当时蚕桑业的发达景象。如元代漳州人杨稷,在其诗《田家乐》中说:“大儿北垅种白云,小儿南涧饮黄犊,妇姑谈笑课蚕桑,深夜寒机响茅屋。”由此可知,在元代时种桑养蚕已经是当时农民农事生活平常而重要的一部分。再如,明末清初漳州市郊六石、市后、山头顶、步尾一带,出现了一批专事缎布、绒布生产的作坊,而当时的进士龙溪人陈常夏在他的《游白云岩》中记录当地百姓普遍“量地栽桑,师老圃”,而这样成规模的蚕桑业能为当时漳州市郊的纺织作坊就近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记者林诚毅)
漳缎(提花绒)隶属绒类织物
漳缎属绒类织物。在《从传统丝织工艺谈漳缎的技术特征》一文,苏州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王晨对漳缎的概念做如下表述:漳缎系全真丝色织提花绒类织物,以缎纹为地,绒经起花。
中国的绒织物最早可追溯到汉代。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和新疆武威磨嘴子汉墓先后出土了“绒圈锦”——一种没开毛的起绒提花织物,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起绒丝织物。但这一技术并没被推广,因为在以后的史籍和考古中并没有这类织物的出现。直到明代,绒类织物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服饰用料中。
苏州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张国华将明代的绒类织物大体分为三种:(1)素绒,即没有花纹的单色绒类织物;(2)雕花绒,即先织成坯布,在坯布上画花,再用特质的刀具根据花纹要求开绒的绒织物;(3)提花绒,即在缎地上起绒花或绒地上起经花的织物。“漳缎”被归入“提花绒”类。(记者 黄舒哲 整理)
明代提花绒源于外来技术?
要了解漳缎的起源,得先问明代绒类织物从何而来?
一说源自中国古代相传的技术。证据即之前提到的汉代绒圈锦。
一说是明代外来引进的技术。证据在《天工开物》,宋应星提到“凡倭缎制造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盖质已先染,而斫线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北虏互市者见而悦之。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顷刻集灰,衣领之间移日损坏。今华夷皆贱之,将来为弃物,织法可不传云。”以近代学者对宋应星写作科学态度的肯定,《天工开物》似乎没理由虚构这一说法,而应是当时已有此一说。从宋应星所见的倭缎特性描述看,它是一种先染纱、后织造,有可能为提花绒。可是最开始这项技术不成熟,成品质量不好,所以宋应星认为这样的织物不久后会被市场遗弃,没必要详述织法。
在《明代起绒织物探讨》一文,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工程博士阙碧芬认为:“以起绒杆织造绒织物的技术,在中国也是有迹可寻,但以绒经架来代替纹经的经轴,个别控制每根起绒纹经的张力,便于织造时经纱张力的平均与织口的形成,这样的技术在明代的织机与织造技术中,至今尚未发现有具体的实物证明。”她据此推测,素绒织物在明代或属于本土技术,而提花绒的漳缎这个新品种,就有可能如宋应星所说的是从海外传入的技术。
技术传入与明末海上私人贸易发达有关
明朝中后期,海上私人贸易发达。明隆庆元年(1567),月港开放,中国主导的东亚海洋势力和活跃的西方航海势力迎面交汇。
在海外史料,据1576年一份由Francisco de Sande撰写,自菲律宾呈回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书中提到:“中国什么都不缺,惟独没有绒织物,为何没有呢?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如何织造,但是一旦他们有机会看到生产过程,他们很快就能学会制作了。”他的预料后来果然应验,到了1592年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在家书中提到他亲眼看到中国当地织造绒织物。还有一些国外的航海贸易史料显示,明代中国丝绸丰富,惟独缺乏绒织物而向西方求取。
观察这些国外文献可能产生的疑点,并非记载不实,而是当时欧洲人与中国接触的地域范围有限,可能仅限在少数的通商口岸,对于明代中国广大地区,能否具有生产绒的技术可能无法直接证实。而资料显示,意大利的提花绒织造技术在明代初期(15世纪)已经相当成熟,织入金线和彩纬的提花绒,并与刺绣结合,制成精彩华丽的绒织物,应该是足以吸引当时中国的上流社会,产生进口绒织物的需求。
“倭缎”的“倭”字并不具备特定地理概念
根据日本经济史专家研究指出,绒织物的技术确定不是源自日本。与明代同期的日本,其国内也不知道如何制作绒,一直通过葡萄牙商船输入取得。
宋应星所提的“倭缎”,有学者认为“倭”字并不具备特定的地理概念。这个字实是个讹字。宋应星并没有特别指明是倭国(日本),只说是传自东部沿海的夷国。在明代长期海禁之下,百姓的国际观念很模糊,是否因为倭寇曾长期在沿海出没,而误将在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外国人称为“倭”人,遂将此经由海运进口的提花绒织物,称为“倭缎”,这是合理的情况。
宋应星生卒年为1587-约1666。《天工开物》里记载的情况与利玛窦所见属于同一时期。按此推测,提花绒极有可能是向西方学习仿效的结果。在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的欧洲商人发现明代中国对精美绒织物的市场需求,遂从欧洲载运绒织物远航而至,最早由葡萄牙或西班牙的商船输入。(记者黄舒哲整理)
“漳缎”是漳州的一种荣誉——访厦大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
“漳缎此次成为焦点也可算是漳州的一种荣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这样评价。
对漳州月港颇有研究的李金明,曾发表《漳州港:明代海澄月港兴衰史》等著作,11月13日,李金明向记者畅谈漳缎与漳州月港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次APEC期间我们看到漳缎的使用,它是要保持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但其实已经不是原本的漳缎,原本的漳缎是纯粹丝绸,但此次我们看到的漳缎已经是加入毛纺等其它材质,这让漳缎保持亮丽的同时不易折皱,保持笔挺。”李金明笑着说道。
漳缎为什么出名?李金明认为,这个跟当时漳州的织造机器先进,大量种植桑树、养蚕等有直接关系。而漳缎的没落,有其一定的历史缘由,一方面,在漳州,以前普及种植桑树,蚕丝产量巨大,人口剧增后,粮食需求量增加,人们就普遍转向种植经济作物,而桑树的种植量就剧减,丝绸的产量也相应地减少;另一方面,清代之后,棉布的普及极大地冲击了丝绸的推广,当时人们热衷于棉布,而丝绸却受到了冷落。从月港输出货物中的丝织品来看,清代就明显没有明代那么发达,这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必然结果。当时月港成为合法、公开的私人贸易港,各种货物都汇聚月港,丝织品除了漳缎、漳绒等,如苏州、扬州、湖州等地的丝织品需要先由水路运送集中到漳州,再经由月港再出口。丝绸输出,影响了海外多国,尤其对拉丁美洲。
在李金明看来,月港的兴盛与漳缎等各种货物大量出口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比如月港的兴盛带动当地各种相关产业的开发,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反过来,海外贸易又促使一些赚了钱的贸易商加入月港的开发,像月港那些建筑在当时能盖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克拉克瓷”复兴,漳缎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呢?李金明认为这种可能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这必须要与其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相关联,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销路,市场有足够的购买力才行,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只做样品那就必然亏本。“归根到底在于人们是否需要,需符合市场规律。”李金明总结道。(记者郑来珍 庄文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