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荷莲在陪党兴旺玩耍。
东南网5月7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郑蔡乐 郭碧燕 文/图）“28、29、30！”4月20日，是4岁的脑瘫儿党兴旺来到林荷莲家中满月的日子。这一天，党兴旺给“妈妈”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在例行的康复训练中，他可以连续站立30秒了。林荷莲兴奋地说：“刚抱回来的时候，他全身软绵绵的，连坐都坐不直。”
林荷莲在漳州市芗城区大同村居住了13年。一个月前，她与漳州市社会福利院签订寄养协议，将党兴旺寄养到家中。这是去年年底《家庭寄养管理办法》实施后，漳州市首例家庭寄养。事实上，家庭寄养早已开展多年，但林荷莲仍属少数派。这背后，是家庭寄养模式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从院舍养育到家庭寄养
参与家庭寄养，林荷莲已不是头一回。早在去年2月，她就从漳州福利院接回了脑积水患儿党友平。半年后，党友平身体状况渐入佳境，被一个爱心家庭收养。在外人看来，林荷莲俨然吃力不讨好。她的“固执”源自一次在福利院的义工经历。
“一个大厅几十个孩子，只有五六个护工，根本照顾不过来，更别说陪他们玩耍了，小孩整天对着墙，个个愁眉苦脸。”震惊之余，林荷莲蹦出了这样的想法：如果能让这些孩子享受到家庭关怀就好了。
这和家庭寄养模式的初衷不谋而合。闽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黄耀明长期关注漳州的特殊家庭。在他看来，传统院舍养育模式下，孩子缺乏依恋、信任和安全感，社会适应性差。家庭寄养可对症下药。“孩子进入家庭，重新建构家庭关系，有助于修复受损的情感，身心更加健全。”黄耀明说，在一对一的照顾下，孤残儿童的身体也更易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得以提升。
2004年，国家出台了《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也就是这一年，福建各社会福利机构开始推行家庭寄养。由于缺乏家庭资源，漳州福利院直至2010年才开始这项工作。当年，该福利院请来了外援——长期开展家庭寄养服务的厦门市未来希望残疾人服务中心。很快，福利院的6个孩子分别进入了厦门、龙岩、漳州三地的5个家庭。
林荷莲参与到家庭寄养时，正值新法即将出台。相比暂行办法，新政进一步提高了寄养家庭的门槛。因此，林荷莲经历一番考验。
“福利院的孩子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对寄养者的能力要求高。”漳州福利院院长谢俊波表示，经过考察与评估，林荷莲具备了硬性条件：42岁的年纪正当年、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居住条件与家庭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她在照顾特殊儿童方面经验丰富。
2003年，林荷莲6岁的小儿子患上癫痫。此后，她便开始全职照料病儿。经过康复训练，林荷莲成功让儿子从几乎瘫痪的状态重新站了起来。
此外，林荷莲居住的大同村距离福利院不过数百米，方便福利院进行后续的回访和跟踪。谢俊波还有进一步的构想：“在大同村培育多个寄养家庭，既便于集中管理，又能让家庭之间相互交流经验，也避免了周边对残疾儿童的歧视。”
除了硬件要求，谢俊波更为看重孩子是否能够融入新的家庭。“在进入新的家庭前，我们会让孩子和家长做前期融合，让家长每天来福利院抱抱孩子，以便孩子能够接受他们，避免今后因不适应而解除寄养关系，对孩子产生二次伤害。”他说。经过重重考验，今年3月20日，林荷莲把党兴旺抱回了家中。
资金掣肘，寄养家庭难寻
比起党友平，党兴旺的情况更为复杂——患有脑瘫和先天性心脏病。林荷莲照顾儿子的经验派上了用场。每天每隔一个多小时，她就要给党兴旺做一次站立训练。“最初让他扶着凳子站，可他害怕，我就用手搀着他，唱歌给他听，哄着他。”林荷莲说。在进行回访时，谢俊波惊奇于党兴旺的变化：“会站了，会打滚了，爱笑了，精神面貌好了，饭量都大了。”
欣慰之余，林荷莲也坦言，常有孤军奋战的无助感：“很多人投来异样的目光，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养个残疾儿，说我傻。”
目前，漳州福利院有孤残儿童70余人，但仅有6人进入寄养家庭，在漳州本地仅有2人。这个比例不可谓高。
“关爱孩子是人的天性，只是尚未形成家庭寄养的氛围。”在谢俊波看来，寄养家庭资源的匮乏，并不意味着社会爱心不足，而是由于宣传不到位，全社会对家庭寄养缺乏认知，加上传统观念对残障儿童心存芥蒂，以致这项工作难以为继。新政出台，提高了家庭遴选的标准，更加剧了家庭难寻的问题。
黄耀明则认为，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激励机制不到位。“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远远高于机构养育，不能按照同等标准补贴。”黄耀明表示，经济激励与精神激励同等重要，他以“山东模式”为例，“不仅对寄养家庭经济倾斜，还优先评选为爱心家庭”。
然而，在我省，家庭寄养经费捉襟见肘。林荷莲说，自己每个月拿到手的补贴仅为1200元，其中1000元来自财政拨付给福利院的孤儿基本生活费，200元来自未来希望的资助。这对于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家庭而言，徒增了经济压力。“买牛奶、钙片、纸尿裤、熬骨头汤，都要花钱，平常伤风感冒也只能自己贴钱。”林荷莲说，除非增加补贴，否则很少有人愿意参与其中。
南靖县60岁的老人黄荣财对此深有体会。2004年，他拾到弃婴党渠。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癫痫、语言表达障碍等疾病。由于人员不足，县福利院与黄荣财签订了家庭寄养协议。由此，他也成为迄今南靖唯一的家庭寄养者。
“直到现在，她数数都数不到10，生活不能自理。”黄荣财说，自己靠种果树谋生，每个月收入2000余元。按规定，他每个月可以领到1500元补贴，但多年来，实际到手的不足1200元。往里贴钱，已成为常态。2010年，党渠接受心脏手术，扣除新农合报销部分后，老人自己仍花了1万余元。
“我们会督促福利院全额发放补贴，但即便如此也不够，家庭寄养不能总靠爱心维系，财政补贴标准应该提高了。”南靖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陈秋美说。
社会参与，才能养得更好
相比钱的问题，寄养者更关注孤残儿童的身心健康。“这些孩子大多有身体残疾，如果能从小就进行科学的康复训练，也许日后就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林荷莲说，虽然在寄养之初，福利院的专业康复人员对其进行了培训，但家庭条件有限，仍有赖于专业力量的参与。
“最初，福利院让我每天把孩子抱到福利院进行康复训练，但未能真正落实。”林荷莲表示，漳州福利院人手有限，五六个护理人员根本无暇顾及被寄养的孩子。她希望社会上能有一支专业的团队，来帮助党兴旺。
据了解，目前国内仅有宁夏、青岛、成都等少部分地方在家庭寄养集中区建立了专业的康复基地。在绝大多数地方，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与康复条件，家庭难以承接重残儿童。尽管他们同样需要家庭关怀，但只能在福利院进行康复训练。
像党渠这样的孩子，则更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陈秋美至今难忘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性格古怪，有时甚至打人、吐口水，不合群。”她说，孤残儿童往往自卑、孤独、社会适应性差，亟需心理干预。但目前，当地缺乏这样的专业力量。这也引发了黄荣财的忧虑：“我马上65岁了，按照政策，那时就要终结寄养关系，这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呢？”
“家庭寄养的可持续性问题没有解决。”黄耀明说，家庭寄养不仅仅是把孩子送出去，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遴选一个家庭不难，但当他们碰到一系列的问题时该怎么办呢？比如医疗、心理、教育，未来的成长，都需要考虑”。
在黄耀明看来，社会力量的参与才是解决之道。“政府资源有限，让社会力量参与，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又避免了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他说。
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便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黄耀明设想，可尝试建立家庭寄养服务平台。这个服务平台由医疗、心理、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负责寄养家庭的遴选、培训、跟踪、后续服务、监督等工作。“相当于是寄养家庭的加油站，遇到问题，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借助他们的专业性，也能更好地帮助孩子进行康复和心理建设。”黄耀明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