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1926年的毕业证书

吴国珍毕业证书

100年前，一个青年从集美师范毕业。他本可以安稳度日，却选择了颠沛流离；他本可以独善其身，却选择了舍生取义。今天，当我们为就业焦虑、为前途迷茫时，不妨看看这张泛黄的证书，听听那个时代的青春回响。

安稳人生的“入场券”

在长泰区档案馆的展陈里，静静地躺着一张泛黄的毕业证书。纸张已经脆弱，边角布满岁月的折痕，红色的印章依然清晰，黑色的毛笔字透着庄重。

它签发于1926年初。它的主人叫吴国珍，福建长泰人，祖籍惠安县，那年他正值26岁的青春韶华。按今天的标准，这是一张含金量极高的“应届生证明”，是敲开职场大门的“入场券”。

在那个年代，师范毕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份体面的教职，一份稳定的薪水，一份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意味着吴国珍完全可以凭借这张纸，在那个动荡时局，为自己谋得一处安身立命之所，安稳地度过一生。这是当时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好归宿”。

就像今天，我们寒窗苦读十几年，为的也是一张能让自己立足社会的“毕业证”，为了一份体面、安稳、能养活自己的工作。这无可厚非，这是人之常情。

从“小我”走向“大我”

拿到毕业证，并不是吴国珍人生的巅峰，而是他另一段传奇的开始。1926年春，他升读厦门大学；同年4月，就在厦大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支部首批党员。彼时的他，头顶名校光环，手握政治前途。

然而，1927年风云突变。一边是现世的安稳，一边是家国的危亡。吴国珍没有片刻犹豫。他放弃了大好前程，告别了象牙塔的宁静，一头扎进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洪流。因领导惠安暴动遭通缉，他辗转武汉，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随后，他随叶挺部挺进南昌，担任起义军总指挥部秘书，参与南昌起义。

毕业，不再是象牙塔的终点，而是生死考验的起点。他用自己的选择告诉世人：文凭不是用来“脱下长衫”的借口，而是用来承担更大责任的勋章。

吴国珍故居

我们拿什么致敬青春？

1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审视这张证书，心情无比复杂。不是为了给当下的年轻人施加压力，恰恰相反，是想借这张100年前的老证书，和那个时代的青年做一次“隔空对话”。

我们理解当代青年为前途的焦虑，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我们太想“赢”，太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但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把目光收得太窄了？是不是把“个人成功”等同于了人生的全部？

吴国珍那一代青年，面临的生死考验远比我们严峻。他们没有犹豫退缩，因为国家存亡系于一线。100年过去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我们不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毕业”这两个字，赋予我们的意义，不该变。

毕业，不应仅仅是“找份工作”的开始，更应是“承担责任”的开端。无论是建设家乡，还是科技创新；无论是扎根基层，还是追逐梦想，只要我们的努力能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能为社会创造价值，那就是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这张1926年的毕业证，它提醒我们：青春的价值，不在于你拿到了多少offer，而在于你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改变。

毕业季，愿我们都能从这张老证书中，汲取一份穿越时空的力量。

放下“小我”的焦虑，拥抱“大我”的担当。

因为，这才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泰融平）